杨奎松：西安事变不只是逼蒋抗日

点击蓝色字体关注吃果读书 2021-12-15

西安事变不只是逼蒋抗日

文：杨奎松

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爆发，历史的天平开始朝共产党倾斜。“西安事变”促成了这次转折，至今，它仍是国民党人心中无法抹平的伤痛。

随着相关档案的陆续公开，中国大陆学界对“西安事变”的研究也有了很多新的进展。我们需要从新的视角来审视这段历史。大陆近代史学者杨奎松教授接受了本报特约记者采访。他14年前写作的《西安事变新探》被国内外学界认为是该领域的扛鼎之作。

张学良想联合苏联

问：苏联在西安事变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发动之前苏联介入了吗？

答：没有。苏联对张学良不信任，因为1927年在北京抄苏联大使馆，杀李大钊，是张学良的父亲干的。1929年在东北抄苏联领事馆，收中东铁路，是张学良干的。而且，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苏联重视的是谁能够领导中国抗日，这只能是蒋介石，靠张学良的部队是绝对不行的。因此他们坚持共产党要跟蒋介石去谈判。

问：张学良想加入共产党未获批准，主要也是苏联的一个决定。

答：那当然了。

问：张学良为什么发起西安事变？除了不想内战，想抗日外，有没有其他原因？

答：主要是跟中共中央的关系问题。在他发动事变前的1936年11月，中共接受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的宁夏战役刚刚失利，损失很大，处在非常危险的状态。当时红军三个方面军已会合在甘肃北部，但国民党中央军也围追堵截过来，把红军逼到很小的一块地方，已无法继续生存了，中共中央只好决定重新再来一次长征，突破包围圈后想办法进山西、河南、陕西，经过一年左右再转回来。张学良跟中共中央已经密谋合作了很长时间，想要通过中共联合苏联。如果中共走了，张学良的这个计划也就彻底泡汤了。

问：张学良要联合苏联的目的是什么呢？

答：当然是要抗日，东北军拖家带口，离乡背井，跑到西北来能呆多久，整个东北人都想回东北啊。但靠蒋介石能打回东北吗?这一点张学良非常明白，蒋介石自己也讲得很明白，东北问题不是靠中国自己能解决的。张学良当时要回东北唯一可以指望的，只有苏联。因此，发动西安事变不是张学良单纯地想要逼蒋抗日的问题，最直接刺激他的原因是红军要走，他必须要把中共中央和红军留下来。

因为张学良抗日必须要联苏，而联苏他除了找中共，别无他途。如果红军走了，回不来，或者蒋介石把共产党消灭了，他也就没有联苏的希望了。另外，张学良这些人真的会天真到以为只要把蒋扣押起来，用枪指着蒋介石的脑袋，蒋介天就会答应他的条件吗？不可能的。

张学良扣押蒋实际上就已经做好了和蒋彻底翻脸的准备了。他事变当天在给中共中央的第一封电报里第一句话讲的就是：“蒋介石反革命面目已毕现。”以后他在给毛泽东去电要求知道苏联政府的态度时，问的也是苏联对他的“一二一二革命”（“一二一二革命”即“西安事变”。—编者注）有何意见。由此可知，张学良发动事变时其实就表明了准备站到中共和苏联一边，参加“革命”了。这已经超出打回东北老家去的目标了。

中共对和平解决没争议

问：张、杨发动西安事变之前，确实没有通知中共吗？说中共中央没有参与策划，这方面资料充分吗？

答：当然没参与，资料很充分。从当年留下来的电报资料看，张学良事先是试图通知中共的，但是他不敢通过电报通知中共，他曾经在事变前几天打电报给中共中央，急召中共中央负责和他联络的代表叶剑英马上到西安来。中共中央只看到12月7日张让叶剑英赶快过去，说是有重要事情相商，但并不知道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所以就没有让叶剑英马上去，而是让他等了几天，等因病准备去苏联的王稼祥一起动身。结果，12日就事变发动了，叶剑英动身时已经晚了。

问：西安事变发生后，在是否和平解决上，中共中央内部最初是有争议的，是不是？

答：我一直讲，这个说法不太准确。和平解决是中共从一开始就主张的，它并不希望因为西安事变造成全国内战。在这一点上中共中央内部没有什么争议。有争议的是，用什么方法来实现和平解决？因为中共领导人有人想趁机把蒋除掉，张闻天等人对此有保留。

问：问题是，把蒋除掉后，西安事变能够和平解决吗？

答：对，这恰恰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当初中共中央领导人都认为，蒋介石是不可能同意和红军达成妥协的。既然把蒋捉起来，当然就要把他除掉，至少也要搞个公审什么的，把蒋从南京政府中排除掉。当时有人就认为，这样，南京军队就会群龙无首，全国反蒋派一响应，事情就和平解决了。实际上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张学良、杨虎城，他们当时对蒋介石在国内民众心目中的威信和蒋作为中国中央政府最高权力形象的作用的估计，都大大脱离了实际。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西安事变会引起全国各界那样强烈的反感。

蒋介石的承诺没全部兑现

问：后来决定放蒋，那个时候有没有担心蒋可能不会遵守诺言？

答：当然有担心。这就是为什么在12月25日决定放蒋的时候，中共中央专门有一个电报，要求无论如何要蒋留个字据。

问：张学良确实是没有通过中共，就在蒋没立字据的情况下，把蒋放走了？

答：当然。蒋就这样走了，中共和杨虎城等其实都比较紧张，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接二连三地出来公布所谓蒋的六项承诺，《毛选》里专门有一篇文章就讲蒋介石承诺这个问题。但蒋是非常要面子的一个人，何况他又是全国的最高领袖，无论他的性格还是他当时的地位和身份，他都不会公开签字承认自己在被扣押期间承诺了什么样的条件。何况蒋介石根本就没有和中共及张、杨进行过什么谈判，都是两宋（此处指宋子文、宋美龄。—编者注）出的面，他也无须承认自己在枪口下答应了什么，即使答应了，如此胁迫情况下的承诺也可以推翻的。

问：但是，放出来之后，蒋也遵守了承诺。

答：以蒋介石的性格，以及当时他身边人的影响看，蒋本来也会按照承诺的办法去做的。你可以说蒋很笨，但这恰恰就是蒋介石为人处事有时候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特点，或者叫弱点。当然，蒋并不是所有条件都严格遵守了。像改组政府就没做。有些东西他当时那种情况下其实是做不成的，他也不能做。而且你把这个条件一公布，他就更受牵制了，有的事情即使能做反而也不能做了。这个道理很简单。

撤出东北并非没放一枪

问：前一段时间流传一种说法，好像是从李敖开始，认为张学良放弃东北不抵抗，是蒋介石下的令。但现在史学界已经把这个案子给翻过来了。

答：张学良自己就否定了。指挥当然是他自己指挥的。蒋介石当时没有什么专门的密令。

但是问题不在这。问题在于，当时的情况下，无论是张学良还是蒋介石，在这个事件之前，都讲过类似的话：不能够抵抗，不能够挑动跟日本之间的冲突。因为你挑动的话，关东军马上就能够占领东北。他们对冲突的结果都很清楚，所以内心都知道即使日本挑衅也一定不能打，要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张和蒋在这点上是共同的，各种各样的文件电报在这之前就有。

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当日军真的对东北进行占领时，也不抵抗？

答：这就要具体分析了。张学良后来讲过，当时的问题是他没有想到日军会借着一个沈阳的局部冲突趁机大规模地占领整个东北，他开始认为是个局部的事件。东北这样的局部性事件多了。包括前面发生的好几起事件，像过去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都是局部性的。

问：但是等到东北军撤出东北，是不是基本上也没有放一枪？

答：也不能那么说。后来马占山部在黑龙江不就抵抗过吗？但，第一，东北军的作战能力肯定不行。第二，因为张学良也害怕硬拼会把整个东北军全部牺牲掉。张学良毕竟还是一介军阀，在当时中国的情形就是这样的，如果你没有部队，你就一钱不值了，如果还有较多的本钱，万一日本在当时“国联”的干预下撤回到南满铁路附近去呢，他不就又可以回东北去了吗？第三，因为他早就归顺了国民党政府，东北丢了也不是他东北人自己的事，是整个中国的事，因此他也一直寄希望想让国民党政府帮助他，国民党政府当时也一直在向“国联”控告，“国联”也一直在压日本撤军。这也是他不愿意东北军自己去打的一个原因。

蒋介石一直暗中抵抗

问：那么在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对日的思路是什么？可以说他不抵抗吗？

答：也不是，蒋介石其实一直在暗中准备抵抗。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问题是无论是“九一八事变”之前，还是之后，中国其实都没有能够真正统一起来，南京中央政府一直在和各种分裂、分立势力打内战。“九一八”前后光是分裂的中央政府和分立的国家就有好几个。蒋介石今天打这个，明天打那个，因此他的准备工作很困难。

另外，当时中日两国各方面条件相差很远，经济和实力都无法和日本对抗，蒋在1932年指挥过上海抗战，1933年指挥过长城抗战，知道仅仅是军事上两军的对抗，中方都只能取守势，而且无法守得住。这也是为何他一直希望通过外交的方式，包括想要采取联合苏联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原因所在。

问：蒋介石当时的思路是，先把共产党解决了，再抗日？

答：蒋的“攘外必先安内”，安内是前提，但安内不只是对共产党，包括对国内各种地方割据势力。像今天大家所熟知的西南几省军阀，国民党中央军就是通过追剿中央红军趁机解决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能够退守西南，坚持八年，这就是蒋当年谋略的一个成功之处。

今天看蒋介石1934—1935年的一些文献，他确实在当时就已经把西南几省当做中国对日作战的战略后方来经营了。西南几省拿下来之后，他就已经在1935年和1936年国民党中央全会和五大上发表了很强硬的关于“最后关头”的讲话，对日政策最后的底线就是华北不能丢。日本如果在华北发动进攻，他一定打。

杨奎松老师说：“历史研究有点像刑警破案，运用逻辑分析和推理，把所有能够掌握到的历史碎片串连拼合起来，最后常常能够发现一幅让人吃惊的历史画面。”

他的“革命四书”，就是一幅“令人吃惊的历史画面”，在这套书中，他写的是中国革命历程，放在读者眼前的却是20世纪国际格局的风云变化。

为此，吃果读书诚荐杨奎松“革命四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第一版。

杨奎松老师自己评价这套书说：“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革命，不是要探讨其应否的问题，而是要还原其史实真相，考察变化逻辑，揭示其内在的种种因果关系。”

台湾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陈永发和哈佛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裴宜理称：“革命”四书是一套能直面中国革命逻辑的佳作。